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第一節　李鴻章引狼入室

甲午戰爭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後，李鴻章用各種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國的援助，但都失敗了。國際的關係不比私人間的關係，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為友，為聯盟；利害衝突就成為對敵。各國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盤的。西洋各國原想在遠東大大的發展，但在甲午以前，沒有積極推動，一則因為他們忙於瓜分非洲；二則因為他們互相牽制，各不相下；三則因為在遠東尚有中國與日本兩個獨立國家，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戰爭進行的時候，李鴻章雖千方百計的請求他們的援助，他們總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他們覺得中國愈敗，愈需要他們的援助，而且逾願意出代價。同時他們又覺得日本雖打勝仗，戰爭總要削減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裏，中、日戰爭無論誰敗，實是兩敗懼傷的，他們反可坐收漁人之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於未敗之前。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聯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大連在內。主動是俄國，德、法不過附和。當時俄國財政部長威持（Witte）正趕修西比利亞鐵路，他發現東邊的一段，如繞黑龍江的北岸，路線太長，工程太困難；如橫過我們的東三省，路線可縮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時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偏北，冬季結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國能得大連、旅順，俄國在遠東就能有完善的軍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亞鐵路及得一個不冰凍的海口，這是威特想要乘機而達到的目的。法國當時聯俄以對德，俄要法幫忙，法不敢拒絕，何況法國也有野心想乘機向遠東發展呢？德國的算盤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國，一則可以使俄國知道德國是俄國的朋友，俄國不必聯絡法國；二則俄國如向遠東發展，在歐洲不會多事，德國正好順風推舟；三則德國也可以向我們索取援助的代價。這是三國干涉《馬關條約》實在的動機。

俄、德、法三國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馬關條約》發表以後，他們就向我們表示同情，說條約太無理，他們願助中國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們那時痛恨日本的情緒之下，這種友誼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們希望三國能把臺灣及遼東都替我們收回來。同時三國給與所謂友誼的勸告，說日本之佔領遼東半島不利於遠東和平。戰後之日本固不敢不依從三國的勸告，於是退還遼東，但加賠款三千萬兩。中國覺得遼東半島不止值三千萬兩，所以我們覺得應感激三國的援助。《馬關條約》原定賠款二萬萬兩，現在又加三千萬兩，中國當然不能負擔。威特一口答應幫我從法、俄銀行借一萬萬兩，年息四厘。數目之大，利率之低，誠使我們受寵若驚，俄國真可算是我們的好朋友！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行加冕典禮，帝俄政府向我表示：當中、俄兩國特別要好的時候，中國應該派頭等大員去作代表，才算是給朋友面子。中國乃派李鴻章為慶賀加冕大使，這位東方的畢士麥克於是到歐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國的心理，所以他與李鴻章交涉的時候，首言日本之可惡可怕，這是李鴻章願意聽的話，也是全國人士願意聽的話。這種心理的進攻既然順利，威特乃進一步陳言俄國對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當中、日戰爭之際，俄國本想參戰，但固交通不便，俄軍未到而中、日戰爭就完了。以後中國如要俄國給與有力的援助，中國必須使俄國修條鐵路橫貫東三省。李鴻章並未駁辯威特的理論，但主張中國境內之鐵路段應由中國自修。威特告以中國人力財力不足，倘自修則十年尚不能成，將緩不濟急。威持最後說，如中國堅拒俄國的好意，俄國就不再助中國了。這一句話把李鴻章嚇服了，於是他與威特簽定密約，俄許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中許俄國建築中東鐵路。

光緒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約》是李鴻章終身的大錯。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並無於短期內再進攻中國的企圖。是時日本政府反轉過來想聯絡中國，因為西洋倘在中國勢力太大，是於日本不利的，威待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國，是要利用中東鐵路來侵略中國的。以後瓜分之禍及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這些國難都是那個密約引出來的。

李鴻章離開俄國以後，路過德、法、比、英、美諸國。他在柏林的時候，德國政府試探向他要代索遼東的報酬，他沒有答應。德國公使以後又在北京試探，北京也沒有答應。光緒二十三年秋，山東曹州殺了兩個傳教士，德國乘機一面佔領青島，一面要想租借膠州灣及青島及在山東修鐵路和開礦的權。中國於二十四年春答應了，山東就算是德國的勢力範圍。

俄國看見德國占了便宜，於是調兵船占旅順、大連。俄國說為維持華北的勢力均衡。並為助我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順、大連，並且還要修南滿鐵路。中國也只好答應。我們費三千萬贖回來的遼東半島，這時俄國又奪去了。俄國還說，他是中國唯一的朋友！俄國的外交最陰險：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實。以後他在東北既有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及大連、旅順，東三省就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於是英國要求租借威海衛和九龍及長江流域的優越權利，法國要求租廣州灣及廣東、廣西、雲南的優越權利，日本要求福建的優越權利，義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門灣。除義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國都答應了。這就是所謂瓜分。惟獨美國沒有提出要求，但他運用外交，使各國不完全割據各國所劃定的範圍，使各國承認各國在中國境內都有平等的通商權利，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門戶開放主義。這種瓜分運動就是甲午的敗仗引起來的。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

第二節　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假使我們是甲午到戊戌那個時代的人，眼看見我們的國家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打敗了以後又要割地賠款，我們還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國嗎？又假使我們是那個時代的人，新知識新技術都沒有，所能作的僅八股文章，所讀過的書僅中國的經史，我們救國方案還不是離不開我們的經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動聽的文章？假使正在這個時候，我們中間出一個人提出一個偉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適宜時局，其文章是我們所佩服的，其論調正合乎我們的胃口，那我們還不擁護他嗎？康有為就是這時代中的這樣的人。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縣人，生在咸豐五年（1855年），比孫中山先生大十一歲。他家好幾代都是讀書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給他的教訓，除預備他能應考試，取科名外，持別注重中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謂經世致用之學。他不懂任何外國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沒有到外國去過。但他到過香港、上海，看見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文比和思想的背景和淵泉。可惜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討論西洋政治經濟的書籍，康有為所能得的，僅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的初級天文、地理、格致、兵法、醫藥及耶穌教經典一類的書籍。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我們已經說過，同、光時代李鴻章所領導的自強運動限於物質方面，是很不徹底的。後來梁啟超批評他說：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這種批評是很對的。可是李鴻章的物質改革已遭時人的反對，倘再進一步的改革政治態度，時人一定不容許他。甲午以後，康有為覺得時機到了，李鴻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為要提倡，這就是所謂變法運動。

我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只有兩個人曾主張變法，一個是王莽，一個是王安石，兩個都失敗了，王莽尤其成為千古的罪人，所以沒有人敢談變法，士大夫階級都以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聖先賢的法制，歷代相傳，絕不可變更的。康有為知道非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說孔子根本是個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義在《公羊傳》裏可以看出來，《公羊傳》講“通三統”，那就是說夏、商、周三代的法制並無沿襲，各代都因時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傳》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以專制政體對亂世，立憲政體對升平之世，共和政體對太平之世。康有為這本書的作用無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鎮壓反對變法的士大夫。

康有為在甲午年中了舉人，乙未年成了進士。他是那個國難時期的新貴。他就趁機會組織學會，發行報紙來宣傳，一時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數並不瞭解他的學說，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體方案，只有極少數可以說是他的忠實同志，但是他的運動盛極一時，好像全國輿論是擁護他的。

孔於是舊中國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戰就成功了。皇帝是舊中國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為的實際政治工作是從抓住皇帝下手。他在嚴重的國難時期之中，一再上書給光緒皇帝，大講救國之道。光緒也受了時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國。他先研究康有為的著作，後召見康有為。他很賞識他，因為種種的困難，只教他在總理衙門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變法派和光緒帝，於是他又派康有為的四位同志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在軍機處辦事，從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為輔助光緒推行了百日的維新。

在這百天之內．康有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緊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後政府的考試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經濟的策論。換句話說，以後讀書人要做官不能靠虛文，必須靠實學。第二，調整行政機構。康有為裁汰了許多無用的衙門和官職，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以及與總督同城的巡撫，不治河的河督，不運糧的糧道，不管鹽的鹽道，同時他添了一個農工商總局，好像我們現在的經濟部，想要推行經濟建設。這兩件大新政，在我們今日看起來都是應該早辦的，但在戊戌年間，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的人居大多數。為什麼呢？一句話，打破了他們的飯碗。人人都知道廢八股，提倡實學，但數百翰林，數千進土，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他們費了多少心血，想從之乎也者裏面升官發財。一旦廢八股，他們絕望了，難怪他們要罵康有為為洋奴漢奸。至於被裁的官員，更不要說，無不切齒痛恨。康有為既然抓住皇帝來行新政，反對新政的人就包圍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這時光緒雖作皇帝，實權仍在西太後手裏。他們兩人之間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時想索性廢光緒皇帝。新派的人於是求在天津練兵的袁世凱給他們武力的援助。袁世凱嫌他們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洩露他們的機密。西太后先發制人，把光緒囚禁起來，說皇帝有病，不能理事，複由太后臨朝訓政。康有為逃了，別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處死的。他們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節　頑固勢力總動員

在戊戌年的變法運動之中，外國人頗偏袒光緒帝及維新派，反對西太后及頑固党，因此一個內政的問題就發生國際關係了。後康有為、梁啟超逃難海外，又得著外國人的保護。他們在逃難之中發起保皇會，鼓動外國人和華僑擁護光緒。這樣，西太后和頑固党就恨起洋人來了。西太后要廢光緒，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作皇帝。剛毅、祟綺、徐桐、啟秀諸頑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權，於是慫恿廢立。但各國駐京公使表示不滿意，他們的仇外的心理更進了一層。

頑固黨僅靠廢立問題還不能號召天下，他們領導的運動所以能擴大，這是因為他們也是愛國分子。自鴉片戰爭到庚子年，這六十年中中所受的壓迫，所堆積的憤慨，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火速抗戰，不然國家就要亡了。我們不要以為頑固分子不愛國，從鴉片戰爭起，他們是一貫的反對屈服，堅強的主張抗戰。在戊戌年，西太后複政以後，她便硬不割讓三門灣給義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準備抗戰。後義大利居然放棄了他的要求，頑固黨更加覺得強硬對付洋人是對的。

外人在中國不但通商占地，還傳教，這一層尤其招頑固分子的憤恨。他們覺得孔、孟的遺教是聖教，洋人的宗教是異端，是邪教。中國最無知的愚民，都知道孝順父盡，尊順君師，洋人是無父無君的。幾千年來．都是外夷學中國，沒有中國學外夷的道理。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學士徐桐是大理學家倭仁的門弟子，自己也是個有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人物中，算是一個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禦中國文化而與外人戰。他們覺得鏟草要除根，排斥異端非盡驅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國與日本戰尚且打敗了，怎能一時與全世界開戰呢？頑固分子以為可以靠民眾。利用民眾或“民心”或“民氣”去對外，是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載漪、剛毅、徐桐傳統的法寶。凡是主張剿夷的，莫不覺得四萬萬同胞是有勝無敗的。甲午以後，山東正有民間的義和團出現。頑固分子覺得這個義和團正是他們所要的武力。

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最初是大刀會，其本質與中國流行民間的各種會匪並無區別。這時的大刀會專以洋人，尤其是傳教士為物件，民眾對洋人也有多年的積憤。外國傳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時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勢力欺侮平民。民間許多帶宗教性質的廟會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願意合作。這也引起教徒與非教徒的衝突。民間尚有種種謠言，說教士來中國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國人的心眼以煉丹藥；又一說教士竊取嬰孩腦髓、室女紅丸。民間生活是很痛苦的，於是把一切罪惡都歸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國人，以及與洋人有關的事業如教堂、鐵路、電線等，皆在被打倒之列。義和團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槍炮打不死他們。山東巡撫李秉衡及毓賢前後鼓勵他們，因此他們就以扶清滅洋的口號在山東擾亂起來。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他就不客氣，把義和團當作亂民，派兵痛剿。團民在山東站不住，於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當局反表示歡迎，所以義和團就在河北得勢了。毓賢向載漪、剛毅等大替義和團宣傳，說他們如何勇敢，可靠。載漪和剛毅介紹義和團給西太后，於是義和團在北京得勢了。西太后及想實行廢立的親貴，頑固的士大夫及頑固愛國志士，都與義和團打成一片，精誠團結去滅洋，以為滅了洋人，他們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達到。庚子年拳匪之亂是我國頑固勢力的總動員。

經過四次的御前會議，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國同時宣戰。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軍隊連同幾萬拳匪，拿著他們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及其他法寶，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連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都攻不破。同時八國聯軍由大沽口進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於是西太后同光緒帝逃到西安。李鴻章又出來收拾時局。

拳匪之亂的結束是《辛丑合約》，除懲辦禍首及道歉外，《辛丑合約》有二個嚴重的條款：第一，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在未還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總計實九萬萬八千余萬兩。俄國的部分最多（那時中、俄尚是聯盟國），占29％；德國次之，占20％；法國占16％弱，英國占11％強，日本與美國各占7％強。第二，各國得自北京到山海關沿鐵路線駐兵。近來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合約》。第三，劃定並擴大北京的使館區，且由各國留兵北京以保禦使館。

這種條款夠嚴重了，但我們所受的損失最大的還不是《辛丑合約》的各款，此外還有東三省的問題，庚子年俄國趁拳亂派兵佔領全東北三省，《辛丑合約》訂了以後，俄國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種特殊權利。假使中國接受了俄國的要求，東北三省在那個時候就要名存實亡了。張之洞、袁世凱竭力反對接受俄國的條款，日本、英國、美國從旁贊助他們。李鴻章主張接受俄國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醜的冬天死了，不然東北三省就要在他手裏送給俄國了。日本、英國看見形勢不好，於壬寅（光緒二十八年）年初，締結同盟條約來對付俄國。美國雖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國當時的輿論亦贊助同盟。京師大學堂（以後的北京大學）的教授上書政府，建議中國加入同盟，變為中、日、英三國的集團來對付俄國。俄國看見國際情形不利於他，乃與中國訂約，分三期撤退俄國在東三省的軍隊。條約雖簽字了，俄國以後又中途變計，日本乃出來與俄國交涉。光緒二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兩國交涉失敗，就在我們的國土上打起仗來了。那一次的日、俄戰爭，倘若是俄國全勝了，不但我們的東三省，連高麗都要變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倘若口本徹底的打勝了俄國，那高麗和東北就要變為日本的範圍，中國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實上日本只局部的打勝了，結果兩國講和的條約仍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不過劃北滿為俄國鐵路及其他經濟勢力的範圍，南滿包括大連、旅順在內，為日本的範圍。這樣，日、俄形成對峙之勢，中國得收些漁人之利。

第三節　頑固勢力總動員

在戊戌年的變法運動之中，外國人頗偏袒光緒帝及維新派，反對西太后及頑固党，因此一個內政的問題就發生國際關係了。後康有為、梁啟超逃難海外，又得著外國人的保護。他們在逃難之中發起保皇會，鼓動外國人和華僑擁護光緒。這樣，西太后和頑固党就恨起洋人來了。西太后要廢光緒，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作皇帝。剛毅、祟綺、徐桐、啟秀諸頑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權，於是慫恿廢立。但各國駐京公使表示不滿意，他們的仇外的心理更進了一層。

頑固黨僅靠廢立問題還不能號召天下，他們領導的運動所以能擴大，這是因為他們也是愛國分子。自鴉片戰爭到庚子年，這六十年中中所受的壓迫，所堆積的憤慨，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火速抗戰，不然國家就要亡了。我們不要以為頑固分子不愛國，從鴉片戰爭起，他們是一貫的反對屈服，堅強的主張抗戰。在戊戌年，西太后複政以後，她便硬不割讓三門灣給義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準備抗戰。後義大利居然放棄了他的要求，頑固黨更加覺得強硬對付洋人是對的。

外人在中國不但通商占地，還傳教，這一層尤其招頑固分子的憤恨。他們覺得孔、孟的遺教是聖教，洋人的宗教是異端，是邪教。中國最無知的愚民，都知道孝順父盡，尊順君師，洋人是無父無君的。幾千年來．都是外夷學中國，沒有中國學外夷的道理。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學士徐桐是大理學家倭仁的門弟子，自己也是個有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人物中，算是一個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禦中國文化而與外人戰。他們覺得鏟草要除根，排斥異端非盡驅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國與日本戰尚且打敗了，怎能一時與全世界開戰呢？頑固分子以為可以靠民眾。利用民眾或“民心”或“民氣”去對外，是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載漪、剛毅、徐桐傳統的法寶。凡是主張剿夷的，莫不覺得四萬萬同胞是有勝無敗的。甲午以後，山東正有民間的義和團出現。頑固分子覺得這個義和團正是他們所要的武力。

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最初是大刀會，其本質與中國流行民間的各種會匪並無區別。這時的大刀會專以洋人，尤其是傳教士為物件，民眾對洋人也有多年的積憤。外國傳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時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勢力欺侮平民。民間許多帶宗教性質的廟會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願意合作。這也引起教徒與非教徒的衝突。民間尚有種種謠言，說教士來中國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國人的心眼以煉丹藥；又一說教士竊取嬰孩腦髓、室女紅丸。民間生活是很痛苦的，於是把一切罪惡都歸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國人，以及與洋人有關的事業如教堂、鐵路、電線等，皆在被打倒之列。義和團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槍炮打不死他們。山東巡撫李秉衡及毓賢前後鼓勵他們，因此他們就以扶清滅洋的口號在山東擾亂起來。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他就不客氣，把義和團當作亂民，派兵痛剿。團民在山東站不住，於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當局反表示歡迎，所以義和團就在河北得勢了。毓賢向載漪、剛毅等大替義和團宣傳，說他們如何勇敢，可靠。載漪和剛毅介紹義和團給西太后，於是義和團在北京得勢了。西太后及想實行廢立的親貴，頑固的士大夫及頑固愛國志士，都與義和團打成一片，精誠團結去滅洋，以為滅了洋人，他們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達到。庚子年拳匪之亂是我國頑固勢力的總動員。

經過四次的御前會議，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國同時宣戰。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軍隊連同幾萬拳匪，拿著他們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及其他法寶，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連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都攻不破。同時八國聯軍由大沽口進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於是西太后同光緒帝逃到西安。李鴻章又出來收拾時局。

拳匪之亂的結束是《辛丑合約》，除懲辦禍首及道歉外，《辛丑合約》有二個嚴重的條款：第一，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在未還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總計實九萬萬八千余萬兩。俄國的部分最多（那時中、俄尚是聯盟國），占29％；德國次之，占20％；法國占16％弱，英國占11％強，日本與美國各占7％強。第二，各國得自北京到山海關沿鐵路線駐兵。近來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合約》。第三，劃定並擴大北京的使館區，且由各國留兵北京以保禦使館。

這種條款夠嚴重了，但我們所受的損失最大的還不是《辛丑合約》的各款，此外還有東三省的問題，庚子年俄國趁拳亂派兵佔領全東北三省，《辛丑合約》訂了以後，俄國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種特殊權利。假使中國接受了俄國的要求，東北三省在那個時候就要名存實亡了。張之洞、袁世凱竭力反對接受俄國的條款，日本、英國、美國從旁贊助他們。李鴻章主張接受俄國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醜的冬天死了，不然東北三省就要在他手裏送給俄國了。日本、英國看見形勢不好，於壬寅（光緒二十八年）年初，締結同盟條約來對付俄國。美國雖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國當時的輿論亦贊助同盟。京師大學堂（以後的北京大學）的教授上書政府，建議中國加入同盟，變為中、日、英三國的集團來對付俄國。俄國看見國際情形不利於他，乃與中國訂約，分三期撤退俄國在東三省的軍隊。條約雖簽字了，俄國以後又中途變計，日本乃出來與俄國交涉。光緒二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兩國交涉失敗，就在我們的國土上打起仗來了。那一次的日、俄戰爭，倘若是俄國全勝了，不但我們的東三省，連高麗都要變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倘若口本徹底的打勝了俄國，那高麗和東北就要變為日本的範圍，中國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實上日本只局部的打勝了，結果兩國講和的條約仍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不過劃北滿為俄國鐵路及其他經濟勢力的範圍，南滿包括大連、旅順在內，為日本的範圍。這樣，日、俄形成對峙之勢，中國得收些漁人之利。

第四節　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在未述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以前，我們試回溯我國近代史的過程。我們說過，我們到了19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19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的痛苦，然後有同治初年由奕（訁斤）、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簡單的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徹底的實行。為什麼不徹底呢？一則因為提案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為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制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採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徹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甲午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族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其最後目的是要改君主立憲，以期民族精神及維新事業得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為雖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為西太后甘心作頑固勢力的中心。滿清皇室及士大夫階級和民間的頑固勢力本極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潮。嚴格說來，拳匪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等到自強、變法、反動都失敗了，國人然後注意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偉大與孫中山先生的少年環境是極有關係的。中山先生是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前清同治五年（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國鄉下貧苦農夫的家庭，他小的時候就在田莊上幫助父親耕種。十三歲，他隨長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裏進了教會學校。十六歲的時候，他回到廣州入博濟醫學校。次年，他轉入英國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他在這裏讀書共十年，於光緒十八年畢業，成醫學博士。中、法戰爭的時候，他正十九歲，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學校所結納的朋友，如鄭士良、陳少白、陸皓東等多與秘密反對滿清的會黨有關。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種大幸事。因為我們既然只能從近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該對近代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學的教育，而且是長期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但是這種方法不是一兩個月的訓練班或速成學校所能培養的。我們倘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瞭解為什麼中山先生所擬的救國方案能超越別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因為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

光緒十年的中、法之戰給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緒二十年的中、日之戰所給的刺激更大。此後，他完全放棄行醫，專門從事政治。次年，他想襲取廣州，以為革命的根據地。不幸事泄失敗，他逃到國外。在檀香山的時候，他組織了興中會。當時風氣未開，清廷監視很嚴，所以興中會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說政府腐敗，國家危急，愛國志士應該聯合起來以圖國家的富強。宣言雖是這樣的和平，海外僑胞加入興中會的還是很少。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美國、英國，－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國的時候，使館職員誘他人館，秘密的把他拘禁起來，想運送回國。幸而得著他的學校教師的援助終得出險，後又赴法。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難的時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義初熟的時期。

庚子拳匪作亂的時候，鄭士良及史堅如兩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廣東起事，不幸都失敗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劇搖動了許多人對滿清的信念，留學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從此中山先生的宣傳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贊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緒三十年，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組織同盟會，並創辦《民報》。這是我民族初次公開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宣言》及《民報發刊詞》，是中山先生初次公開的正式的以革命領袖的資格，向全世界發表他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後，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對他所擬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補充，但他終身所信奉的主義及方略的大綱已在《同盟會宣言》和《民報發刊詞》裏面立定基礎了。

《民報發刊詞》說明了三民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族割據其地，慢慢的各養成其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專制，平民沒有參政之權，以致民眾受壓迫的痛苦。18世紀末年，19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在19世紀，西洋人雖己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但社會仍不安。這是因為歐、美在19世紀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社會貧富不均。中國應在工業初起的時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學和工業為全民謀幸福，這就是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說：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試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是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無比的。

但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西洋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強鄰的壓迫，內部又滿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時推行三民主義呢？這豈不是偏於思想嗎？有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樣的批評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當同盟會初組織的時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陽奉陰違，口信心不信。反對同盟會的人更加不必說了。他們並不否認三民主義的偉大，他們所猶豫的是三民主義實行的困難。其實中山先生充分的顧到了這層困難，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同盟會的宣言的下半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一般淺識的人承認軍政、憲政之自然，但不瞭解訓政階段是必要的，萬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說過：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當時在日本與同盟會的《民報》抗爭者是君主立憲派的梁啟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梁啟超是康有為的門徒，愛國而博學。他反對打倒滿清，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而行君主立憲，所以他在《新民叢報》裏再三發表文章攻擊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說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常引中國歷史為證，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梁啟超說：在閉關自守時代，長期的內亂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我們就可召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啟超的學說是對的。其實民國以來的困難都是由於國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訓政。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無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復興的路徑，我們不可一誤再誤了。

第五節　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庚子拳匪之亂以後，全體人民感覺滿清是我民族復興的一種障礙，這種觀察是很有根據的。甲午以前，因為西太后要重修頤和園，我國海軍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軍艦。甲午以後，一則因為西太后與光緒爭權，二則因為滿清的親貴以為維新就是漢人得勢，滿人失權，西太后和親責就煽動全國一切反動勢力來打倒新政。我們固不能說滿人都是守舊的，漢人都是維新的，因為漢人之中思想腐舊的也大有人在。事實上，滿人居領袖地位，他們一言一動的影響大，而他們中間守舊的成分實在居大多數。並且他們反對維新，就是藉以排漢，所以庚子以後，滿清雖逐漸推行新政，漢人始終不信服他們，不認他們是有誠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時候，她就下詔變法。以後在辛醜到甲辰那四年內，她裁汰了好幾個無用的衙門，廢科舉，設學校，練新兵，派學生出洋，許滿、漢通婚。戊戌年康有為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過了。日本勝了俄國以後，時人都覺得君主立憲戰勝了君主專制，於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表示要預備立憲。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調整時期。

丙午（1906）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機關有內閣、軍機處、六部、九卿。所謂九卿，多半是無用的衙門。六部採用委員制，每部有滿、漢尚書各一，滿、漢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責任不專，遇事推諉。並且自道、鹹以後，各省督撫權大，六部成了審核機關，本身幾全不舉辦事務。軍機處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機關，原是內閣分出來的一個委員會，實際輔佐皇帝處理大政的。自軍機處在雍正年間成立以後，內閣變成一種裝飾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軍機處，此外設立十一部，每部以一個尚書為最高長官。這種改革雖不完滿，比舊制實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書發表以後，漢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滿、漢各一的比例還差了。所以這種改革，不但未和緩漢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運動的力量。丁末年（1907年）滿清決定設資政院于北京，作為中央的民意機關；設諮議局於各省，作為地方的民意機關。戊申年，滿清頒佈憲法大綱，並規定九年為預備立憲時期。如果真要立憲，九年的預備實在還不夠。但是因為當時國人對滿清全不信任，故反對九年的預備，說滿清不過藉預備之名擱置立憲。

滿清在這幾年之內，不但借改革以收漢人的政權，並且鐵良和良弼想盡了法子把袁世凱的北洋兵權也奪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統繼位，其父載灃作攝政王的時候，第一條命令是罷免袁世凱。此時漢人之中尚忠於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凱要算是第一，載灃還要得罪他，這不是滿清自取滅亡嗎？

同盟會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滿人的把戲，積極的圖以武力推倒滿清的政權。丙午年，同盟會的會員蔡紹南、劉道一聯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會黨在瀏陽和萍鄉起事。他們的宣言明說他們的目的是要打倒滿清，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同盟會成立以後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義初次充當革命的目標。不幸失敗了。同時還有許多革命黨員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軍中運動革命，清廷簡直是防不勝防。這時日本政府應滿清的請求，強迫孫中山先生離開日本。中山先生乃領導胡漢民、汪精衛等到安南，在河內成立革命中心。他們在丁未年好幾次在潮州、惠州、欽州、廉州及鎮南關各處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歸失敗。同時江、浙人所組織的光復會也極活動。丁未年五月，光復會首領徐錫麟殺安徽巡撫恩銘，此事牽連了他的同志秋謹，兩人終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帶安徽新軍一部分突破安慶。他雖失敗了，他的行動表示長江一帶的新軍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丁未、戊申兩年既受了這許多的挫折，同盟會的多數領袖主張革命策略應該變更。胡漢民當時說過；“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亦斷不可起。”汪精衛反對此說，他相信革命志士固應有恆德，“擔負重任，積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志”。但是有些應該有烈德，“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種”。他和黃複生秘密的進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後事不成被捕下獄。這是庚戌宣統二年的事情。

汪精衛獨行其烈德的時候，中山先生和胡漢民、黃興、趙聲正在南洋向華僑募捐，想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向滿清進攻。這是汪精衛所謂恒德。他們於庚戌年十一月在擯榔嶼定計劃，先占廣州，然後北伐，“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定了計畫以後，他們分途歸國。次年辛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們的計畫的實現。軍事上雖失敗了，心理上則大成功，因為革命精神從此深入國民的腦際。

正在這個時候，清廷宣佈鐵路國有的計畫，給了革命黨人一個很好的宣傳的機會。那時待修的鐵路，以粵漢、川漢兩路最為急迫。困難在資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諸省的人民乃組織民營鐵路公司，想集民股築路。其實民間的資本不夠，公司的領袖人物也有借公濟私的，所以成績不好，進行很慢。郵傳大臣盛宣懷乃奏請借外債修路，把粵漢、川漢兩路都收歸國有。借外債來建設本來是一種開明的政策，鐵路國有也是不可非議的。不過盛宣懷的官聲不好，滿清已喪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況民營公司的股東又要損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種原故，鐵路國有的問題就引起多數人的反對，革命党又從中煽動，竟成了大革命的導火線。同盟會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廣東，但自黃花崗失敗以後，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等就想利用長江流域為革命策源地，他們在上海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特別注重長江中游之兩湖。那時湖北新軍中的蔣翊武組織文學社于武昌，藉以推動革命。在湖南活動的焦達峰及在湖北活動的孫武和居正另外組織共進會。這兩個團體雖有同盟會的會員參加，並不是同盟會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頗有磨擦。經譚人鳳調和以後，共進會和文學社始合作。

同盟會的首領原來想在長江一帶應該有好幾年的預備工作，然後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爭路的風潮擴大以後，他們就決定在辛亥年〔宣統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發難的日期原定舊曆八月十五日，後因預備不足，改遲十天。卻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關被巡捕破獲，党人名冊也被搜去，於是倉卒之間定八月十九即陽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義的領袖是新軍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直入武昌，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徵當即不抵抗出逃，新軍統制張彪也跟他逃，於是武昌文武官吏均棄城逃走，武昌便為革命軍所據。革命分子臨時強迫官階較高，聲望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的都督。

武昌起義以後，一個月之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激烈的戰爭。滿清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獨立省選派代表，制定臨時約法，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為民國了。

滿清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請袁世凱出來挽回大局。這種臨時抱佛腳的辦法是不會生效的。袁世凱替清室謀得的不過是退位以後的優待條件，為自己卻得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滿清，這是革命惟一的成績。滿清打倒了以後，我們固然掃除了一種民族復興的障礙，但是等到我們要建設新國家的時候，我們又與民族內在的各種障礙對面了。

第六節　軍閥割據十五年

民國元年的民國有民國必須具備的條件嗎？當然沒有。在上了軌道的國家，政黨的爭權絕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內戰。軍隊是國家的，不是私人的。軍隊總服從政府，不問主政者屬於那一黨派。卻是民國初年，在我們這裏，軍權就是政權。辛亥的秋天，滿清請袁世凱出來主持大政。正因為當時全國最精的北洋軍隊是忠於袁世凱的。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所以把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也與這個原故有關。我們以先說過，在太平天國以前，我國並沒有私有的軍隊，有之從湘軍起。湘軍的組織和精神傳給了淮軍，淮軍又傳給了北洋軍，以致流毒於民國。不過湘軍和淮軍都隨著他們的領袖盡忠于清朗，所以沒有引起內亂。到了民國，沒有皇帝了，北洋軍就轉而盡忠于袁世凱。

為什麼民國初年的軍隊不盡忠於民國，不擁護民國的憲法呢，我們老百姓的國民程度是很低的，他們當兵原來不是要保衛國家，是要解決個人生計問題的。如不加以訓練，他們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於國家和忠於主義；只知道小忠，忠於給他們衣食的官長，和忠於他們同鄉或同族的領袖。野心家知道我國人民鄉族觀念之深，從而利用之，以達到他們的割據企圖。

工商界及學界的人何以不起來反對軍閥呢？他們在專制政權下作了幾千年的順民，不知道什麼是民權，忽然要他們起來作國家的主人翁，好像一個不會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濤之中去游泳，勢非淹死不可。知識階級的人好像應該能作新國民的模範，其實也不儘然。第一，他們的知識都偏於文字方面，古書愈讀的多，思想就愈腐舊，愈糊塗。留學生分散到各國各校各學派，回國以後，他們把萬國的學說都帶回來了，五花八門，彼此爭辯，於是軍閥的割據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國的讀書人素以作官為惟一的出路。民國以來，他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亂，因為小朝廷愈多，他們作官的機會就愈多。所以知識階級不但不能制止軍閥，有的時候反助紂為虐。

那末，我們在民國初年絕對沒有方法引國家上軌道嗎？有的，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和三民主義。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滿清不是中國復興惟一的障礙。其他如國民程度之低劣，國民經濟之困難，軍隊之缺乏主義認識，這些他都顧慮到了。所以，他把建國的程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但是時人不信他，因為他們不瞭解他的思想。他們以為滿清是我們惟一的障礙，滿清掃除了，中國就可以從幾千年的專制一躍而達到憲政。這樣，他們正替軍閥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是古人所謂“欲速則不達”。在民國初年，不但一般人不瞭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會的會員瞭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並沒有健全的革命黨作他的後盾。至於革命更談不到。當時軍隊的政治認識僅限於排滿一點，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習慣，只能夠作反動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沒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軍幫他推動他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決然讓位與袁世凱，一方面希望袁世凱能不為大惡，同時他自己以在野的資格努力造党和建設。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著帝國主義壓迫的空前大難關，以一個曹操、司馬懿之流的袁世凱當國主，樹立一個新朝代，那我們也可馬虎下去了。但是我們在20世紀所需要的，是一個認識新時代而又能領導我們向近代化那條路走的偉大領袖。袁世凱絕不是個這樣的人，他不過是我國舊環境產生的一個超等大政客。在他的任內，他借了一批大外債，用暗殺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敵宋教仁，擴充了北洋軍隊的勢力，與日本訂了民國4年的條約，最後聽了一群小人的話，幻想稱帝。等到他於民國5年6月6日死的時候，他沒有做一件于國有益、於已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後，靠利祿結合的北洋軍隊當然四分五裂了。大小軍閥遍地皆是，他們混打了十年，他們都是些小袁世凱。到了民國15年的夏季，中國的政治地圖分割到什麼樣子呢？第一，東北四省和河北、山東屬於北洋軍閥奉系的巨頭張作霖，他在北京自稱大元帥，算是中華民國的元首。第二，長江下游的江、浙、皖、閩、贛五省是北洋軍閥直系孫傳芳的勢力範圍。孫氏原來是吳佩孚的部下，不過到了民國l5年，孫氏已羽翼豐滿，不再居吳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屬於直系巨頭曾擁戴曹琨為總統的吳佩孚。第四，山西仍屬於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獨立而專事地方建設之閻錫山。第五，西北算是吳佩孚的舊部下而傾向于革命之馮玉祥的勢力範圍。第六，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屬於一群內不能統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軍閥。第七，廣東、廣西、湖南三省是革命軍的策源地。從元年到15年，我們這個國家的演化達到了這種田地。

第七節　貫徹總理的遺教

[編者按：本節略有刪減]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並下總動員令。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大分水嶺，此前我們雖有革命志士，但我們沒有健全的，有紀律的篤信主義的政黨，此前我們雖有軍隊參加革命，但沒有革命軍。此後就大不同了。我們如果要瞭解民國十五年北伐誓師為什麼是個劃時代的史實，我們必須補述孫中山先生末年的奮鬥。

我們已經受說過，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佈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過程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用不著說，軍政是一個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軍對封建勢力的掃蕩和肅清，訓政是一個革命党締造憲政所必須的物質和精神條件。民國初年，這樣的革命軍和革命黨都不存在，軍閥得乘機而起，陷民國於長期的內亂，人民所受的痛苦，反過於在滿清專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於是更信它的革命方略是對的。民國三年，他制定黨章的時候，他把一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強，民國七年，俄國革命，雖遭到國內國外反動勢力的夾攻，終於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國革命黨的組織，發現其根本綱領竟與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異。原來俄國也是一個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俄國的問題也是火速的現代化。在十九世紀，俄國沒有趕上時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歐洲大戰，俄國以二十倍德國的領土，兩倍德國的人口，尚不能對付德國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國的革命方略，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可供我們的參考。難怪中山先生雖知道中山主義與列寧主義有大不同之點，早就承認列寧是它的同志。

在蘇聯革命的初年，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列寧亦樂與中國攜手。民國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與列寧的代表越飛（JOFFE）共同發表宣言，聲稱在兩國在各行其主義的條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蔣介石赴俄，考察紅軍和共產黨的組織，是年冬，蘇聯派遣鮑羅廷作顧問。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于廣州，徹底的改組國民黨，並決定聯俄容共。同時蔣介石從俄回國。中山先生就請他創辦黃埔軍校。中山先生對黃埔軍校是報無限希望的。在開學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說過：

今天開這個學校的希望，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從新創造，要這學校的學生來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兩廣的大調整時期，陳炯明勾結楊希閔及劉震寰意圖消滅新起的革命勢力。於是有兩次的東征，然後廣東得以肅清。同時革命政府協助了李宗仁和黃紹竑肅清廣西。

不幸在這一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從十五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戰爭，使讀者們所熟知的，我們可以不必細說。但是有三個重要方面我們不得不注意。

第一， 抗戰以來，國人不分黨派區域均一致抗戰。

第二， 近年全國向近代化這條大道上邁進。鐵路的加修，全國公路網的完成，航空線的設立，無線電網的佈置，義務教育的提倡，科學及工程教育的獎進，及國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幾年的大成績。抗戰以前全世界無不承認我民族已踏上復興之路。日本的軍閥正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決計向我們大舉進攻。第三， 九一八以來，決不輕言戰，亦絕不放鬆民族近代化之推進。我們能從“九一八”到“七七”得著六年寶貴光陰的建設，這是深謀遠慮的結果。目前的困難是一切民族在建國的過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們能謹守中山先生的遺教，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